宋庆龄是中国现代社会公益事业的创始人。她最早提出了系统的公益思想，并亲自参与社会公益实践，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的社会模式。孔子认为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天下曾行此“大道”。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学者对公益思想都做过一些阐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也都有过一些程度不同的公益实践。特别是近代，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的公益事业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公益实践活动也有了较快发展。但是，如果认真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在过去的时代里，没有提出系统的或有新意的公益思想；在实践上，大多停留在救济的范畴，救济的方法也很单调。
宋庆龄有较为系统、立足点较高的公益思想，与她及孙中山早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宋庆龄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基础和生活经历。她的父亲出生在海南一个十分贫困的农民家庭，八岁时混上轮船，跑到美国去打工谋生。虽然宋庆龄出生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很好，但她一直对穷人充满同情。宋庆龄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博爱的思想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19岁在美国留学时，她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博爱为自由、平等两者的基础”，“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因此20世纪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实现这个理想”。她还特别强调：“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
讲到孙中山的幼年经历时，宋庆龄说：“孙中山家中很穷，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了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40年的生命。”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对博爱的理解上，在对穷人的关注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实现中华民族“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孙中山多次亲笔书写《礼运·大同》篇的内容。宋庆龄则一直到去世时，还在床头柜上摆放着孙中山题写的“共进大同”。
他们忧虑社会的两极分化，对富人的奢侈无度十分反感。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途中来到天津。宋庆龄写信给她在美国的同学说：“前天我作为贵宾应邀到前总统黎元洪家里，我的丈夫也出席了。宴会设在他的私人戏院的舞厅里，这是一所豪华的建筑，共花了他80万元。宴会上一支由50位身穿天鹅绒制服的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在奏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金刀、金叉和金匙用餐。前总统告诉我，这是特别从英国定制的。餐桌上是插在金花瓶中的异国花卉以及水果。他们非常成功地炫耀了他们的财富，他妻子所戴的钻石一定价值连城。他们所住的庭园包括八幢房子（大楼），全部由黎家居住。”宋庆龄对黎家的评论是：“可怜的人们，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当他们门外拥挤着这样多苦难和贫困的老百姓时，如此的奢侈和浪费令人厌恶。”
这种思想基础和生活经历，使宋庆龄吸收了古代中国和近代西方公益思想的精华。因此，宋庆龄的公益思想，立足点更高，也更加全面。
宋庆龄社会公益思想涵盖面非常宽。一般人讲公益仅指慈善、救济。宋庆龄认为，公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救济，一是福利。
宋庆龄的救济思想
在讲到救济时，宋庆龄说：“自然界并无国界之分，它常常是变幻多端，无法控制的，因此，一般都需要有救济工作。”她认为，救济有明确的对象，“有确定的开始，确定的方法和确定的终点”。救济只针对有特殊或紧急困难的人群。救济的起点可能是水灾、旱灾、蝗灾、地震、海啸等突然出现的群体性灾害；也可能是疾病、失业等家庭或个人的突发困难。救济的方法是助人自助。即给受助者提供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基本条件。然后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宋庆龄把救济看作是一个过程。救济的确切的终点就是情况的好转。她对新中国救济事业的评价是：“它仍旧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它的办法是积极的，目的在于最后消灭对救济的需要。”
对于救济，宋庆龄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想法。
第一，积极的原则。宋庆龄主张把工作做在前头，有计划地防灾减灾，或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突发灾害。“为了预防灾害，我们做了许多措施。过去五年中，在淮河、长江两岸兴修水闸、水库。……这类措施逐渐地终止天灾，从而使大自然服务于人类。那里即使发生了天灾，立刻采取救灾措施，人民就重新获得谋生存的手段。”她认为，“只有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时，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救济工作。国家采取两种办法来解决灾害问题。一种办法是立即给予直接的物质救济，另一种办法是组织和帮助人们去同大自然作斗争。结果是，许多灾区已经变成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安全和高产的地区。这样既大大减少救济的需要，同时又建设了农村。”
第二，帮助自救的原则。例如，抗战期间宋庆龄与艾黎、斯诺等人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就采取了这种办法。他们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工合”通过捐款帮助解决必需的资金和设备，然后让“工合”成员通过劳动发展生产，自己养活自己。
第三，救济灾民是世界的事。1946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宋庆龄为救助该省孤儿组织京剧义演。
她就此指出：“有千百万同胞正受着饥饿和疾病的交迫而在朝不保夕。……这一问题，不仅是受难者本身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宋庆龄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灾民的困难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在为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时，宋庆龄多次举例，说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对于英美和其他国家的意义。她说：“中国人民和笼罩世界的战争威胁作了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帮助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我觉得我不仅有权利向你们呼吁，而且有权利向你们要求援助。”
第四，良性循环发展。在宋庆龄的公益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所进行的救济活动是一个循环。第一步是宣传，告诉人们我们需要什么，为什么；第二步是募集捐款；第三步是实施救助；第四步监督救助的过程；第五步向社会反馈救助效果。反馈效果同时也就是第二波的宣传。这样形成了一个循环，使救助的规模越做越大，效果越做越好。
宋庆龄的福利思想
旧中国的福利事业不受重视，福利没有被提到同救济一样的高度。正如宋庆龄所说：“我们知道，在仍然受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束缚的国家中，福利事业不是根本没有，就是仅仅像一件骗人的陈列品，只是为极少数需要救济的人服务。”
宋庆龄对福利有深刻的认识，她认为，“福利工作也并不是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所专有的。国家本身就含有作为一个机构来为社会服务的意义，它是在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当社会从低级发展到更高级的形式，福利设施也随之而发展，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成为国家对它的成员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
她指出，与救济不同，“福利的享受被认为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福利的范围包括：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基本住房、劳动保险等等。在这些方面的福利措施形成社会制度以后，针对个别对象的狭义的“福利工作”也依然需要。宋庆龄说，我们要通过福利工作，保证全国人民中“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感到困难”，“这样来使我们全体人民得到一种更美好和安定的生活”。
公益事业是对社会的责任
救济与福利共同构成了公益事业的全部内涵，宋庆龄认为，这是对社会的责任。1939年，宋庆龄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九百年前，正当日尔曼人入主英伦之际，我们镇守延安、抵御西夏入寇的是吴县一位学者，他的名字是范仲淹。他虽然是武功彪炳，可是在历史上他并非因为守御有功而显著，却因为一语而成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可惜的是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只知道自己的忧乐。范仲淹这一句话，的确是进步的人类所推崇的。这种主张，不外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宋庆龄认为，旧社会的慈善事业“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民继续遭受苦痛”。所以，“一般的态度就干脆把这种苦痛看作‘不可避免’的不幸遭遇，而且当作苦难者的私人事情来对待了”。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应该“觉悟到必须首先为社会服务，而这实际上就是为自己服务。因此，每个人的幸福对其他每一个人，都成为同样重要的事实”。
作为公益事业的两个组成部分，福利和救济有区别也有联系，这也充分体现在宋庆龄的公益实践上——她的公益工作也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
孙中山在世时，她主要从事的是抚慰伤兵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她开始比较系统地思考社会公益问题。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这是个“救济团体”，主要从事支持抗战、救济难民的工作。抗战胜利，“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但主要的任务仍然是救济。
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又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主要以妇女、儿童为对象，进行文化、教育、卫生等福利工作。就像宋庆龄所描述的：它“成了今日中国的头号福利团体，并对今后大量的领导工作，尤其是在福利领域，负有责任”。
宋庆龄要求我们把福利救济事业，办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通过人民的互相扶助、通力合作，“保证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都获得合理的生活、工作，适当的食物、教育以及文化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获得一个丰富、快乐和健全的生活”。
(本文中的引文均出自《宋庆龄选集》、《宋庆龄书信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