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门讲学，出门布道。走到哪里，王名身边很快就会形成一个热烈的讨论氛围，讨论有关慈善，有关公益。近10年间，这里向国内外各类慈善公益组织输出专业人才100多位，而作为这个输出机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创办者王名来说，“我工作的全部意义在于发挥学者作用进而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
半个小时过去了，王名的办公室里仍是人来人往，谈论文的、交论文的……又是漫长的等待，他终于走出了办公室，但随即被秘书挡下。
“王老师，您下午有个会。”
“什么会？不去不去，下午我还约了好几个学生看论文。”
……
“我还紧张呢，课没背好。”王名大步走向教室。
……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课了。”
踏上讲台的王名显然轻松了许多，一堂关于帕特兰及其社会资本的研究，让我这个门外汉听得如痴如醉。其实从走进教室开始，我就已经感受到他身上透出的那种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清华文化积淀。课堂上，他时而侃侃而谈，时而静静地倾听学生的发言，他精心地“锻造”着每一个学生，就像艺术家雕琢一件作品。他说：“我只希望把学问做好，别耽误我的学生，让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整整一上午的课，短暂的课间休息时间成为这次采访难得的机会。在下课的一瞬间，我立即与学生们展开拼抢，短短的十几分钟，我走进这位其貌不扬却有着一颗博爱之心的学者的内心世界。
有关王名
博爱不仅仅是爱自己，还是爱社会、爱他人。
《环球慈善》：作为一名研究经济的学者，是什么促使你从日本学成归来后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进而与NGO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王名：首先是对这类问题很有兴趣。公益慈善是人的一种本能、本性。现在人类社会的三大价值观之一是博爱，博爱不仅仅是爱自己，还是爱社会、爱他人，这个理念跟公益的理念实际很相近。
《环球慈善》：研究过程中你是否会经常遇到一些让你感动的人或事？
王名：我们做研究时，经常遇到一些极为感动的人和事，你会为之流泪。比如说地球村、绿家园，还有圆明园事件、动物园的搬迁等。还包括像万延海做的爱知行，他们和艾滋病人之间做的那些项目和案例非常感人，很多艾滋病人跟我一直都有联系，很多跟我握过手的艾滋病人后来去世了。还有一些智障方面的人等等。
NGO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弱势群体啊!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学习，和他们去接触，当你看到这些组织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做的那些事，能不感动吗？能不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环球慈善》：你怎么理解“慈善”的含义？
王名：每个人内心都有向善的一面，我觉得慈善这个理念是仁爱道德层面，实际上非常能够激励人。有的时候你要去参与它，有的时候你要对它做一些捐赠。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也不能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我可以做一些分析研究。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组织，每次和他们讨论后，我会给他们分析一下：某些问题下一步应该这样去做，你们组织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觉得有所启发，有些价值，也许这就是不同的公益模式、公益行为吧。
有关NGO研究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比较中立的立场进行研究。
《环球慈善》：目前政府各个部门对NGO的看法和态度还不尽一致，由来已久的那种边缘态度一时还难以完全消除。在你研究NGO过程中，是否也遇到过一些压力和困惑呢？
王名：我们只是一个学术机构。这是一个新领域，我们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比较中立的立场进行研究。我们经常和相关部门沟通，他们也想知道中国的NGO怎么样。我还经常到相关部门讲课，告诉他们中国NGO的发展，告诉他们中国NGO做了很多有益社会的事情。
同时我们积极参与到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制定中，努力地去建立一个公共制度的框架。这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做了许多观察研究，我们希望能够表达我们的声音，另外，我们还去德国、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去考察，把他们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提出一个比较超前的制度框架。这些对立法和制度的设立都非常重要。
《环球慈善》：自清华NGO研究所成立以来，对NGO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王名：我们做学问，但我们认为实证研究更重要，是对中国当前和今后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作一个观察，一个描述，去揭示NGO发展中一些特殊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同时向社会表明这个领域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努力地通过课程设计，包括硕士和博士的课程设计，博士后的培养，通过出版相关的书，通过一些教学和人才培养，帮助一些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特别是参与到相关的研究里来。研究所从1998年成立至今，毕业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大约有一百多人吧。现在这些人有的在大学里面做老师，有的是大型基金会的秘书长，有的在国外的NGO组织工作，还有的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这些对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也好，公益社会的发展也好，或用帕特兰的话说对社会资本的发展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有关NGO生存
怎么花钱不是一个量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体运作机制的问题
《环球慈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你认为这对你的研究和NGO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将会起到什么作用？
王名：这个非常重要。这几年我们的共识就是小康社会已经建成，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这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有条件让更多人参与公益事业，我们有条件向社会捐更多的钱，我们有条件通过第三方捐赠的方式来实现和谐社会。
这两年企业家的捐赠，2006年超过100个亿，这是民政部统计的，我估计可能达到两三百个亿。这是前几年看不到的景象。清华、北大和浙大的三个教育基金会募款额超过十个亿。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花钱。花一个亿和花十个亿是不一样的，花一个亿和花一百个亿更是不一样的，这不是一个量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体运作机制的问题。
有关慈善活动
慈善是需要宣传，需要作秀的！
《环球慈善》：这几年关于慈善的活动很多，对于慈善评比不少人不赞成，认为慈善不是竞赛，不该搞评比，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名：很多单位请我去做评委，但我很少参加这种评奖。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科学的评估体系，评比首先是信息不对称，他们掌握的信息和我掌握的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很多信息他们没告诉我。他让我评他，他的财务报表不给我，我评完以后，发现我评的是错误的。还有缺乏横向比较的机制。我们现在很多组织是通过评比来获得合法性，评比仅是评比，评比完了明天就犯法了，我觉得很可怕，这个评比我特别不赞成。
《环球慈善》：对于2007年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名人、明星做慈善公益事业，你持什么态度？
王名：我的理解是慈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些知名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参与。希望工程的第一笔捐赠是邓小平捐赠的。慈善是需要宣传，需要作秀的！没有作秀，公众就没有办法参与，没有办法去了解。有一次见到一个朋友，口袋里装了两个亿的支票，到民政部去申办一个基金会。这种事我认为媒体应该大力宣传，这就是公益的楷模，这个社会就需要这些人。假设一边是“朱门酒肉臭”，另一边是“路有冻死骨”，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倾斜的，不和谐的。因此，需要更多的人把他有可能拿出的财富，拿出的时间、精力，拿出的爱心，更多地去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让整个社会受益。
超链接一：
王名，1960年生于新疆，1997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清洁发展机制研发中心主任。
自1998年创设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NGO研究至今，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70余篇。领导了清华大学关于NGO的各项主要研究项目和实证调研。近年来侧重从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制度规范角度研究NGO，并探索运用口述史方法、人类学方法开展NGO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非政府管理；公民社会与治理；CDM与NGO参与环境治理。
主要社会兼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政部专家，卫生部专家，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顾问，中国扶贫基金会顾问等。
超链接二：
NGO，英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极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极。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及私人的捐赠。
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
NGO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我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在300家左右。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等。
